<正>稿件要求:1.来稿应说明研究问题的切入点、创新点;引用他人的成果,须注明出处;引证不能用来构成本人论文的主要或实质部分;不得一稿多投或变相重复发表。2.题名:20个字以内为宜,可加割标题;不用“试论”“浅谈”等表谦词语。3.在题目下方标明作者、单位及邮编信息,作者数量一般不超过3名,每位作者的署名单位不得超过两个(同一单位的不同下设单位分别署名时,视作不同的署名单位)。
选取2012—202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动态QCA方法,从时空双重视角考察数字经济核心要素的协同联动机制,并分析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多元路径。研究发现:实现高水平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数字经济多元要素的协同联动,任何单一要素均不构成必要条件,其中,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产业与数字创新人才构成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的核心条件;推动高水平中国式现代化的典型组态路径主要有“数字产业主导型”“数字基础设施-创新驱动型”“数字基础-产业-创新环境多重驱动型”三条组态路径;从时间维度看,三条组态的一致性水平呈持续上升态势,从空间维度上看,一致性水平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特征。
在“双碳”目标引领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的背景下,绿色技术创新作为减排降碳的核心抓手,对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减排协同共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基于中国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系统探究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空间特征。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能够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且在东部、中部地区的降碳效应突出。机制分析表明,绿色技术创新能够通过变更要素结构和优化产业结构两条路径降低碳排放强度。空间分析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提出全面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强化经济结构在绿色技术创新与减排降碳之间的中介效能、实施差异化减排降碳措施的对策建议。
<正>广大作者:为进一步加强刊物信息化建设,提升稿件处理效率,更好服务于广大作者朋友,我刊正式启用知网开发的腾云采编网上投稿系统(网址:https://jjlt.cbpt.cnki.net/EditorAN/index.aspx?t=1)。作者注册登录后即可向本刊投稿和查看稿件处理状态。投稿系统使用过程中,如有相关意见或建议,欢迎及时与编辑部联系。
文章聚焦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驱动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基础、核心应用,剖析其现存挑战并提出应对策略。理论层面,界定产业融合的内涵、跨界渗透、价值链重构等特征,厘清人工智能与产业融合的双向赋能关系,明确数据重组、算法优化、智能决策三大核心驱动机制;应用层面,AI已深度融入制造、金融、医疗、交通、农业、零售等领域,驱动各产业关键环节的技术创新与模式升级。文章指出,人工智能驱动产业融合面临算法可解释性缺失、数据治理矛盾、传统产业转型梗阻、市场垄断失衡及法规伦理适配不足等挑战,并从技术数据安全、产业市场优化、法规伦理治理三个维度,提出针对性应对策略与实施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新高度,本质是绿色生产力。考察新质生产力的绿色蕴意可以从新质生产力的绿色机理和绿色进路两个方面把握理解。绿色机理方面,在内在联系上,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创新性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前者是载体和方向,后者是核心驱动力和关键标志,协同推进“经济—生态”双赢;在价值根基上,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态性根植于同一价值内核,新质生产力以绿色生态性为价值根基和约束条件,绿色生态性融入新质生产力的顶层设计;在发展向度上,新质生产力与绿色新使命的交融互进是一个动态迭代、螺旋上升的过程,追求中国式绿色文明新形态;在叙事逻辑上,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以“生态即生产力”为根基,依托科技革命承担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使命,锚定绿色文明形态方向升维跃迁。进入新发展阶段,要坚持以人才引领、科技驱动、产业转型、制度保障等方面推进新质生产力的绿色进路,全面准确地把握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贸易环境日益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充分发挥数智技术创新应用的作用,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文章通过厘清数字服务贸易和贸易强国的内涵特征,从要素驱动、技术赋能、制度保障与韧性支撑四个维度,构建数字服务贸易赋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机制。当前,我国建设贸易强国面临技术创新低端、数字标准受制于人、数字贸易规则差异化等现实困境。因此,应充分发挥我国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布局、政策协同、贸易规模和市场潜力等方面的优势,持续强化数字技术创新,完善高端人才培养体系,培育多层次贸易市场,构建适配性监管体系,为我国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重构中抢占先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贸易强国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参考。
在数字化时代,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提升全球竞争力的关键战略。然而,当企业实际数字化水平未达到管理层预期时,形成的“数字期望落差”可能显著影响其国际化战略。文章基于企业行为理论与资源基础观,引入“数字期望落差”概念,运用2012—202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固定效应模型,提出并验证其对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期望落差与企业国际化战略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适度落差激励企业通过国际化弥补数字化不足,然而,过大的落差因资源约束与生存威胁会抑制国际化意愿。文章基于研究拓展了绩效反馈理论在数字经济中的适用性,并为企业制定数字化与国际化协同战略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启示。
“十五五”时期是夯实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基础、塑造发展新动能的关键阶段,坚持以实体经济为着力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核心任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三化”)已成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导向,三者相互赋能、有机统一,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实践载体。文章立足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生态观与社会分工理论的当代拓展,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系统阐释“三化”协同转型的理论逻辑与核心要义。同时聚焦技术突破、结构优化、要素配置、全球竞争等维度,厘清转型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需通过完善政策协同体系、优化产业创新生态、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强化法治伦理保障等路径,推动“三化”系统集成转型,为构建完整、先进、安全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支撑,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数字技术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全新范式,其价值意蕴不断凸显,具体表现为筑牢产业高端化转型的技术底座、激活产业高效化运行的价值潜能、促进产业融合化发展的协同效能,为产业突破关键瓶颈、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核心支撑。然而,实践过程中仍面临核心短板与适配不足双重受限、数据治理与政策协同存在短板、人才支撑与创新协同能力薄弱等现实困境。为此,应从突破核心技术瓶颈、深化制度机制改革、优化创新生态体系等维度协同施策,着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效引领的高质量发展转型。